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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白银最终成为超量的土地兼并的利器，封建官僚再一次彻底洗劫了整个社会的财富，流民再一次充斥了大明帝国。
中国第一代货币是九游网页平台铜钱，盛唐之前中国的主要货币始终是方孔圆钱。经过了宋代原始自由经济大发展，铜币不能适应当时的经济总量，取而代之的是纸币——交子、会子、中统交钞，等等。
为什么大明帝国会突然放弃纸币，转而向银本位演进呢？
不是大明帝国想放弃纸币，实在是朱家王朝不争气，把自己的牌子砸了。纸币是纸做的，根本就不值钱，值钱的是纸币背后的信用。大明帝国从开国皇帝朱元璋起就乱发纸钞，把纸币背后的国家信用破坏得一干二净，明成祖之后大明宝钞已经基本变成了废纸。
正统元年，明英宗发布命令：江南府县必须将四百万石的粮食贡赋改为一百万两白银，变相承认了白银的法偿货币地位。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，帝国完全放弃了金银交易禁令，被迫承认白银为帝国的合法货币。
《水浒传》成书于明代嘉靖末年，全书绝无使用纸币的描写，甚至用铜钱也罕见，市场交易不论款额大小，几乎专用白银。
从币材有效性来讲，白银为币的限制是很多的。皇帝权力再大也不能变出白银来，有多少白银才有多少货币。
白银货币体系束缚了封建专制帝国的掠夺之手，帝国再也不能随意动用货币政策这种杀手锏来劫掠民间资财，是好事吗?
未必，因为大明帝国没有多少银矿，不适合以白银作为贷币。
据《天工开物》记载，大明帝国银矿分布于湖广、江西、浙江、云南一带，一半以上的白银产自云南。即使在云南行省，每年产白银不过也就是十万两，全年帝国产银不过也就十八万两。
这个数字等于说，整个大明帝国每年所产白银用几辆大卡车就能拉走，即使大明帝国放开一切对新兴产业的束缚，从国内货币供应量来看，原始自由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经济起飞！无论你想干什么，哪伯是摆个地摊，第一位需要做的就是筹集资本。
同时代的西欧却是大明帝国一个完整版的反证。1510—1600年，新大陆金银迅速诵入西欧，倏忽而来的金银形成了巨大的购买力，几乎所有商业领域都获得了巨大的市场，然后就是商业兴盛、各行业随之兴盛。在人类刚刚走出洪荒的年代，只有足够的贸易才能刺激出更精细、更有效的专业分工，而这一切，先决条件是必须有足够的货币。
今天，人们把西方这场持续了近一百年的黄金白银流入誉为“价格革命”，意思是黄金白银供应量剧增刺激了国内需求，以纺织业为代表的产业相继兴起，这也是后来工业革命最直接的诱因。
反观大明帝国，嘉靖年间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，也是从这个时候起，整个帝国开始遭受“银荒”的困扰。嘉靖四十三年，帝国正式承认白银为货币两年后，户部有了这样的奏报：太仓全年岁入不过二百万两白银，半年不到就已经花掉了一百七十万两，过头税也不能再收了，顺天府正税每年不过十万两白银，额外加征的税银已经到了十一万两，所辖大兴、宛平两县，无论穷富，全村逃亡的不在少数。
嘉靖四十五年，一辈子向神仙行贿的朱厚熜还是没有看到长生不老报告获批，终于带着无限遗憾去跟神仙面谈了。
隆庆皇帝刚刚登基，就面临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：大明帝国缺钱，想铸钱没有银矿，想发行纸币又没有人承认。时人慨叹：天下之民最缺的并不是五谷锦帛，而是白银乏（天下之民，惶惶以匮乏为虑者，非布帛五谷不足也，银不足耳）。
办法总比困难多！
没有银矿没关系，国内没有，国外还没有吗？
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，隆庆皇帝下令，放开海禁、承认私商下海合法、进口白银，即《明史》中所谓“隆庆开海”。
很多人认为，大航海时代国际贸易集中于西欧与新大陆、非洲、印度，中国没有参加这场世界性的大变革。
这种想法是极端错误的。15—16世纪，确实有很多货物（请注意，不是商品）从新大陆、非洲、印度运输到西欧，但这些货物相当一部分不是买来的，而是抢来的，所以不能称其为商品。
当时，西欧人做买卖，买的是中国货！
西欧人对华贸易多是转口贸易，吕宋、日本、马六甲、台湾岛和澳门是几个最重要的中转站。有三条商路最为著名：
从美洲、西欧—吕宋—中国，主要贩运中国的生丝、棉织品；
西班牙、葡萄牙与中国台湾、澳门之间的直接贸易，主要贩运瓷器、香科、丝绸；
西属美洲殖民地—日本—中国台湾，每年春节之前，早已来到日本的西方商人扬帆起航，借助东北季风载着白银驶向台湾等地，在这里他们可以买到中国白糖、小麦、丝绸、沉香木、樟脑和陶瓷。
在运回中国货的同时，所有西方贸易舰船只向中国运输一种东西——白银！
据《美洲的船队及海难》记载，即使一条小商船也会载有上千条白银，每条重七十磅！万历年间曾有一艘葡萄牙商船在驶往澳门的途中沉没于东南亚海域，1985年这艘沉睡了几百年的航船终于重见天日，打捞者惊讶地发现，这艘船上居然装了整整一万公斤白银！
人们都知道，第一代全球霸主西班牙独占了当时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，据说，是当之无愧的全球霸主。仅就自银占有率而言，还有一个比西班牙更牛的霸主——大明帝国，西欧官方数据估计，全世界另外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向了中国，而美国学者Barrett等人则认为，三分之一仅仅是官方的统计数字，如果加上走私，新大陆43%—57%的白银最终流入了中国！
台湾著名经济史学家全汉昇先生估计，隆庆到崇锁年间，共1.5亿两白银从海外流入中国；很多人说“隆庆开海”激发了大明帝国对外贸易，自此，大明帝国商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，这也是大明帝国中后期“资本主义萌芽”的一个证明。
隆庆年间大明帝国确实有繁荣的海外贸易，只不过城郭之间的私商同样没有捞到任何便宣。 “隆庆开海”并非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扬帆远航，还是要办很多手续的：首先要在居住地由邻里进行担保；然后才能向当地县、州两级衙门递交申请；最后由朝廷海防机构核准，并发给“船引”，即出海贸易的营业许可证。
一个普通商人可能确实去过县里、州里的衙门，去朝廷办“船引”，难度就比较大了。因为，一张船引的价格只有三两白银，而一船白银的利润却至少是几十万两白银。行业准入需要审核，如此低廉的入门费、又有如此丰厚的利润，要说没有黑幕鬼都不信，获得“船引”的入又岂能是私商？
先不要愤怒。
其实，在世界历史中，商人与帝国权力相结合是一种常态。大航海时代。哥伦布、麦哲伦等航海家都是获得了王室资助才得以率队远航，荷兰东印度公司、英国东印度公司也都是在王权庇护下才获得贸易专营权。
都是帝国支持下的对外贸易，为什么西欧演进出资本主义，大明帝国却只有资本主义萌芽，最后连资本主义萌芽也跟大明王朝一起被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埋葬？
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，大明帝国贩运出去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——生丝、瓷器、香料、丝绸、纺织品……拿回来的只有一种东西——白银！
《剑桥中国明代史》这样描述：中国商人想从大多数外国商人那里得到的是白银，他们只关心自己能得到多少白银而不关心其他西方货物。
货物和白银，二者有区别吗？
答：有。
——西方大航海时代，任何海外商品都是重大的创新，国内从来没见过，必然有着极其广阔的市场，新的货物带来了新的产业，新的产业带来了新的生产能力，新的生产能力又会带来新的财富。
——反观大明帝国，这场财富盛宴的获益者甚至不是帝国统治者，而是原有利益分配链条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商。中国近现代主要的商人集团基本形成于嘉靖、万历年间，比如，晋商、徽商，万历朝首辅张四维就是晋商首领，后来的东林党也是江浙一带的商人集团。
据《明史》记载，时人感叹，当今朝廷岁入不过二百万两白银，一州之地富豪也富可敌国了！
海外白银集中在少数官商手中，绝大部分会成为窖藏，没有形成新的购买力、没有创造新的市场、也没有带来任何创新……这并不是最坏的结局，更糟糕的是，大明帝国并不具备一个真正的国内市场，在投资渠道极为有限的农耕社会，土地便成为一种最好的投资渠道。
在原本土地兼并就非常猖獗的惰况下，新涌入的货币资本致使地价倍增。我们查到了一些明朝江渐地区的地契交易记录，隆庆、万历年间的土地价格上涨了十五倍左右，京城的地产价格尤其离谱，据《剑桥中国明代史》估计，一套尚书、待郎的宅邸价值在七干两白银左右，当时一个技艺精湛的手工业者年收入不过只有十二两。
海外贸易为大明帝国带来了巨量白银，却没有带来真正的海外财富，毕竟白银本身不可能提高国民福利，最终所有的财富还是要来源于每一个普通人的生产劳作。
这些白银最终成为超量的土地兼并的利器，封建官僚再一次彻底洗劫了整个社会的财富，流民再一次充斥了大明帝国。
嘉靖、隆庆年间，大明帝国市面上再次流传一幅新的《流民图》，所绘城市为鱼米之乡苏州，大量居无定所的流民涌入了这座以富庶和策繁华著称的城市，人们衣衫褴褛、瘦骨嶙峋，或匍地行乞，或以杂耍为生……
大明帝国有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白银，真的就国富民强了吗？
在明代，甚至是在中国历史上，真正把白银变为货币的人是张居正。
张居正（1525-1582）
张居正，嘉靖二十六年进士，万历初年（1573年）成为内阁首辅，是一个可以与唐代杨炎、宋代王安石相提并论的人物。与扬炎、王安石一样，张居正也以擅长理财著称：隆庆年间（1568—1573），帝国太仓几乎年年亏空二、三百万两白银之巨；万历十年，张居正死的时候．帝国太仓存银己高达四百万两，粮食可供此后数年之用。
《国榷》将当时的情况誉为“海内肃清、四夷慑服”。此前、此后大明帝国都从未有过如此强盛的国势。
如此成绩，张居正身后的评价同样毁誉参半，有人将他称为“宰相之杰”、“旷古之奇”、“救时宰相”，也有人说他“专权搜证”、“自作威福”、“苛察”、“扰民”。自张居正去世，这场争论已经延续了四百多年，世事轮回，直至今日仍然“迄无定评”。
张居正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？
相信大多数人知道王安石都是从“王安石变法”这个名词开始，然而，历代史家极少有人以“张居正变法”来描述张居正，张居正虽然做了和王安石一样的事情，却从未标榜自己要“变法”，他所做的一切那是“悉遵成宪”。
王安石打出口号是“天变不足畏、祖宗不足法、人言不足恤”，看似痛快淋漓，其实不过是花哨的武术套路，近身实战根本抵不过凶悍的直拳、勾拳。奸臣当道、山河残破，说穿了是有人拿了不该拿的钱、利用手中的权力分走了太多利益。地摊讨价还价尚能争得面红耳赤，变法者要重新分配天下之财，又是一场多大的斗争？
国事唯艰，旧制度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，却一定也有很多合理的地方——那是无数前人心血的结晶，制度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是绝顶聪明的人，所以这些制度才能历经百年不变。
在习以为常的旧制度中，突然跑出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，打了这个饭碗、扒了那个官衣，脾气好的写封信劝一劝(比如司马光)，脾气不好的没准抄家伙就奔你家去了(比如苏辙)。
张居正曾这样评价“变法”二字：今上继承了祖宗的皇位、臣民、江山与舆图，变法、变法，今日岂无法、祖宗之法岂恶法？治新者仍旧是原来的那些人，新法不过是几个新名目，焉能指望旧人依新法？所谓变法，不过是一群宵小自作主张，试图打破现行利益分配框架另谋利益！
所以，法绝不可轻变！
挽狂澜于既倒、扶大厦于将倾，最需要的不是变法，而是变人、变心，尤其要变官（惟在于核吏治）！只要“悉遵成宪”就能管住这些不可一世的封建官僚。
不变祖宗之法，就收拾不下你们了吗？
第一个办法就是要管住当官的，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职责，即，考成法！
“考成法”说白了就是业务考核，今天的金融业员工深受其累，银行有存款任务、券商有经纪任务、保险有保单任务，年底算账没完成任务，您就得“听狗叫、看猪脸、任务加重工资减”！大明帝国当官原本也没那么容易，州道府县都有税收指标，朱元璋时代如果完不成任务就会被一刀咔嚓掉——完不成任务就是贪污了！后来皇帝懈怠政务，封建官僚也就失去了制约，随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，当官的不敢向官家豪强收税，考核也就成了一纸空文。
在张居正看来，这样下去是不行的。为政之初他就宣布：治事并不在那些毫无用处的一纸空文，而难在法之必行、言之必效，如果从来不去考核、不去总结教训、不去追究责任，人人就会都怀着苟且之念，纵使尧舜为君、禹皋为佐，也难有回天之力！所以，要“月有考，岁有稽”，一月一小考、一年一大考！
六部及州道府县都要设立三本账簿，把每个月该办的事情都写在上面，自己留一本、监察机构一本、张居正一本。到时候对账，不把活干完，一把手降职！
为了明确考核指标，张居正的第二条办法是丈量土地，核查财产，向富人征税。
帝国太仓年年亏空，完全是因为有钱人通过各种名目掠夺小民土地(曰飞访、曰影射、曰养号、曰挂虚、曰过都、曰受献……)，掠夺土地又隐瞒土地。洪武二十一年天下尚有土团八百五十万七干六百二十三顷，正德年间朝廷可以征税的土地已经不足四百万顷了，隆庆年间这种情况愈演愈烈，无一亩田者居然要负担七八十亩土地的税收，富者种无粮之地，贫者输无地之粮！
如果豪富之家膏腴之地跨连郡邑，编户末民无衣无食却要负担绝大部分田赋，人们焉能不逃亡山林又转为盗贼？
“向富人征税”只是遏制土地兼并的手段之一，也并非张居正首创。大唐帝国的杨炎曾经推行“两税法”，试图“唯以资产为宗”向富人征税，然而，大土地所有者本身就是封建官僚，又怎么可能依靠这些人自己剥夺自己的财富？杨炎的改革根本就不具备最基本的社会条件，最终杨炎本人也被唐德宗赐死。
跟杨炎相比，张居正还是有底气的，张居正有杨炎等人不可能具备的一个特征：杨炎只是宰相，张居正却拥有绝对权力。
皇帝是中国古代理论上的最高统治者，也只停留在理论上，事实上经常有人不把皇帝当干部。在张居正眼中，皇帝就是一个傀儡，有一次张居正让万历皇帝读(《论语》，这个十岁的儿童把“色勃如也”读成“色背如也”，结果，张居正怒吼一声：这个字应该读“勃”！万历皇帝居然吓得抖如筛糠，估计就如同当年班主任让我请家长一样。于万历皇帝而言，张居正基本类似于狼外婆之类的狠角色，李太后在教育万历皇帝的时候就经常把张居正挂在嘴边：使张先生闻，奈何？
按照张居正自己的说法，吾非相，乃摄也！这句话的意思摆在当时其实足以杀头了，张居正先生早就看不上宰相这个头衔了（虽然他实际上连宰相都不是），而是要当摄政——真正的皇帝！
摄政至高无上的位置赋予了张居正绝对权力，所以，他才能清丈土地并剿灭一切反对者！万历五年，大明帝国开始重新丈量土地、清查户口，无论封疆大吏、勋臣贵戚还是皇室王爷，必须交出匿藏的土地；否则，你再牛，总牛不过张摄政，无论官至几品都要把你发去戍边！万历九年，帝国在册土地扩大到七百多万顷，达到了刘瑾整理军屯以来的最高水平。
万历九年，做完以上两项，张居正使出绝招——“一条鞭法”！
明太祖朱元璋以汉文帝自标，规定帝国田赋不得超过三十分之一。三十税一的税率确实不高，实际操作中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。
在白银没有成为货币的时代，大明帝国田赋直接收实物，简单点说就是种什么收什么，种蔬菜就缴蔬菜、种桑树就缴蚕丝、种粮食就缴粮食。您把蔬菜运来了，先在门口等两天吧，坏了，再去拉一车来，税率立马上升两倍；您把粮食运来了，太湿，按三折算、再去拉两车来，税率立马上升三倍；您把蚕丝运来了，陈丝，按一折算、再去拉九车来，税率立马上升十倍……
实物税赋具体按几折算、税率上升几倍，完全要看苦巴巴的小农向胥吏孝敬多少！看起来没有问题的三十税一，实际执行下来，无数百姓就这么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
田赋好歹是有标准的，徭役就一点谱都没有了，帝国每年都要治水、修路、运漕粮……男子十六岁以上就要为国家服役，不到六十不能休息，一般情况下每年一个月。徭役有很多种，有的只是在当地搬砖锄泥修城墙、有的却是长途运输、有的是让你去前线送死……同样的活儿放在不同时候结果也截然不同，比如，农闲时节没人找你，专捡农忙的时候让你去修路……不能及时播种或收获，咱这一年的日子还过不过了？
税制越复杂，封建官僚上下其手的机会就越多。为了根除这些弊病，自嘉靖年间就有很多名臣试图把税制化繁为简，根除胥吏捞钱的机会，比如，著名的清官海瑞在任淳安县令时曾经试验，无论正税、赋役一律折价为白银，可惜，这一改革触动当地强豪的利益，海瑞很快被按上了“鱼肉缙绅、沽名乱政”的罪名并被罢官。
海瑞的法子其实是一个好办法，万历九年，在全国土地丈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（也有人认为根本没有完成），张居正推出了“一条鞭法”。
“一条鞭法”又名“一条边法”，即把所有的税收合并到一边，简单点说就一句话：把所有的田赋、徭役都改为白银，具体而言又可分为三个单词：“赋役合并”、“官为签募”、“田赋征银”。
所谓“赋役合并”，就是将各种名目的徭役并入正税，不再征发居民为帝国无偿干活。
所谓“官为签募”，就是不再按人头计算徭役，谁家土地多、谁家就要服更多徭役。什么？不愿意服役、没有时间？您不来也行，交钱，收到银子后官府会雇人替你服役！
所谓“田赋征银”就更简单，除部分军需项目外，田赋一律折银交纳，不再缴纳实物。
明人徐希明曾这样评价一条鞭法：这种方法相对公平，便于小民而不便于官府贪墨，便于贫人而不便于豪富之家，便于乡民而不便于造弊之胥吏。
“一条鞭法”的原意肯定是增加朝廷收入、减少胥吏盘剥，实际上，“一条鞭法”对历史的最大作用却在于影响了货币运行，这恐怕也是张居正自己没有想到的。
在经济自然演进中建立一种货币制度需要很长时间，比如，铜材从进入流通到出现统一的货币标准（五铢钱）耗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千年，西欧货币从白银转化为黄金也用了将近千年的时间。但是，如果以国家信誉为货币背书，这种货币很快就会成为人们通用的交换媒介，毕竟国家信用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信用，比如，官交子从出现到为大众接受只用了不足百年时间——那可是毫无使用价值的一张废纸。
在张居正的“一条鞭法”中，所有帝国税赋都必须以白银完成，这等于说：不但帝国承认白银是法定货币，同时也以帝国的力量鼓励乃至强迫人们在交易中使用白银——你可以不用白银，赚不到白银如何缴税？
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张居正的结局。张居正推动“一条鞭法”，拿走强势分利集团千辛万苦聚敛来的土地。在权力巅峰的时候，数十年宦海沉浮的洞察力就告诉张居正，他极有可能不得善终。在一封与地方督抚的信笺中他这样说：世事变迁，他日高台可平、诏令可毁，我怕是连一寸葬身之地尚不可得，只不过国事维艰，就让我做霍光、宇文护吧！
很不幸，一语成谶。
张居正之所以能超越杨炎、王安石，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的那句话“吾非相，乃摄也”。不幸的是，张摄政和万历皇帝存在于同一时空之中，总有一天那个十岁的孩童也会长大，那时候的皇帝便不会允许张摄政存在。
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，张居正去世。张居正死后九个月，万历皇帝宣布张居正犯有谋反、叛逆、奸党三大罪，甚至险些将他剖棺戮尸。自此，大明帝国失去了最后一位有能力总揽全局的人物，帝国则再次陷入一片混乱。
三十六年前，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进士走入了帝国的心脏；三十六年中，夏言、严嵩、徐阶、高拱一任又一任首辅在他身边倒下；三十六年后，少年已逝，上柱国、张文忠公回到了故乡，江陵山水应无恙吧！
六十年后，张居正的儿子张允修已年逾八十高龄，张献忠逼迫他出山做官，张允修悬梁自尽，张氏家族血脉伴着大明帝国一同消失在历史长廊之中。
大明帝国，再无张居正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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